回忆我的父亲黎锦晖9：大姐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位女演员
更新时间：2026-01-03 10:22 浏览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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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特别宠爱大姐黎明晖，打小就一直带在身边。
大姐明辉活泼伶俐，天赋禀厚，自小喜欢着男装，剪短发，家里人称她为“少爷”。
父亲时常带着她打球、跑步、游泳、骑马、骑自行车等，而大姐在体育运动方面特别有天赋，学什么会什么，而且还学得比别人快、比别人精。
左邻右舍喜欢用上海话管大姐叫“小玩头” (男孩子的意思)。
大姐除了体育运动好外，对音乐极是喜欢，又有天分，父亲很高兴，就有意识地培养大姐。
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大姐歌唱得好，舞跳得好，又经过国语宣传队的熏陶，以及语专、附小歌舞团的锻炼，逐渐成长起来。
父亲创作的歌曲总是先让大姐来唱，这使大姐成为中国歌坛的第一位流行歌星。
父亲创办上海实验剧社的初衷，是大力推动话剧这个新的剧种，同时支持和赞助儿童歌舞剧。
1922年，上海实验剧社决定演出西方话剧《幽兰女士》。
父亲想用女演员登台表演，他说:“我们要让女性登台表演女性。为什么以前没有？是因为封建专制、封建礼教的禁锢。清政府被推翻几十年了，为什么不能改变这个陋习呢？别人不敢，那我就来当这个始作俑者！”
在此之前中国的话剧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女性的身影，全部由男角反串。
那时虽然民国已经建立十多年了，但封建礼教还在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三从四德”仍牢牢捆在女性身上。
在那种封建势力还很雄厚、人们的思想还抱守旧传统的环境下，用女演员上台，那将是怎样的惊世骇俗？
但就是这样，父亲仍不肯退缩，又兼有杨九寰、顾梦鹤等人的强力支持，父亲更加坚定了决心。
决心有了，但谁来演幽兰女士呢？
那时可没有现成的女演员。
要是随便找个女的，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父亲也不敢让其登台。
这时年仅十二岁的大姐勇敢站了出来。
大姐说:“女性在古代戏曲里演女人本来就有，为什么演话剧就不行了呢？我敢，我来演！”
于是大姐就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位女演员。
《幽兰女士》在上海中央大会堂如期演出。
用现在的话说，大姐是“闪亮登场”，果然激起轩然大波。
报刊上遗老遗少们咒骂的文章连篇累牍，开明如陆费逵者，也言“胆大包天”。
但父亲的一些朋友如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田汉、许地山、欧阳予倩等人却大为赞赏，沈雁冰赞扬说:“这是创举。”
郑振铎笑着补充了一句:“冲破云霄殿。”
父亲接道:“我变成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了。”
大家哈哈大笑，高歌纵酒以庆。
虽然骂声不断，但演出却场场爆满，观众用震天的掌声表达他们的态度，以排队购票表明他们的选择。
渐渐的，报纸出现了赞扬的文章，那些咒骂反对的文章渐至稀少，以至于无。
在父亲的支持下，大姐就此步上了演艺之路。
在歌坛取得成功后，大姐又开始涉足影坛，1925年大姐初涉影坛，首演电影《不堪回首》，她在其中饰演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也因此得到了“小妹妹”的雅号。
以后相继主演了《战功》、《小厂主》、《花好月圆》、《柳暗花明》等影片。
大姐的表演清新，明快、朴实，很受观众喜爱，《女人》、《清明时节》使她在影坛上负有盛名，成为1934年的“影坛四大金刚”之一(其他三位是胡蝶、阮玲玉和陈玉梅)，名噪一时。
直到1938年大姐主演《凤求凰》后退出影坛。
中央电视台曾经采访大姐的儿子陆震东，他很风趣地说:“那个时候(妈妈)只是小妹妹的形象。就是剪一个短发，刘海这个发型，那么个小妹妹的形象。这个小妹妹那个时候很出名，上海人都知道。那个时候写信给我妈妈，不要写地址，画个图像她都能收到，真是神了。”
1923年，剧社在杭州公演话剧《良心》。
《良心》取材于现实生活中上海大奸商、大流氓黄楚九卖假药坑害病人牟取暴利的故事。
黄楚九，旧上海有名的宁波商人，典型的“奸商”，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娱乐场所“上海大世界”就是其名下的产业。
最能体现其“奸”的，是他糊弄的一种名为“艾罗补脑汁”的“保健品”。
当时上海金融投机层出不穷，出现了让许多如同现代白领一样为之头痛不已的神经衰弱症。
略懂些医药的黄楚九便乘势推出了“艾罗补脑汁”。
为了迎合上海开埠以来人们崇洋媚外的时尚心理，黄楚九虚构此药的配方是由一个叫“艾罗”的美国博士提供，所以就叫“艾罗补脑汁”。
他强调艾罗补脑汁可以长智慧、祛百病，忽悠很多人争先恐后地购买，一时风靡上海滩。
事实上，“艾罗补脑汁”是一种加了甜味剂的咳嗽糖浆，黄自己也承认此药“吃不好，也吃不死”，是标准的假药。
有意思的是，此药在香港现在仍然有售，甚至淘宝网上也有出售。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就在黄楚九凭“艾罗补脑汁”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一个衣衫褴褛的美国男孩自称是艾罗博士的儿子，试图敲诈黄楚九。
黄楚九灵机一动，不但承认他就是“小艾罗”，还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利用报纸大肆炒作，使骗局越做越大。
《良心》在杭州上演，把黄楚九给气坏了。
黄楚九在上海颇有势力，立刻电请浙江警察厅厅长夏超下令禁演，夏超以“剧社男女混杂，有伤风化”为借口，不准剧社再行演出。
上海《时事新报》为此出特刊揭发禁演的真相，以示抗议。
父亲爱国、反帝的立场一直未变。
北伐战争爆发后父亲创作的《同志革命》、《热血歌》及儿童歌舞剧《最后的胜利》等均以赞扬北伐革命，救国救民为主题。
《最后的胜利》中的《救国歌》这样唱道:“同胞哇！ 同胞哇！四万万的同胞哇！救我的国，保我的家！快起！快起！救我的中华！谁抢夺我的国土？谁侵害我的自由？谁仗金钱武力，把我们当马牛？我们的国家危险已临头！国如不保，家也难留！……”
这部歌舞剧在上海租界遭到禁演，他们就在华界演出，又受到军阀势力的威胁和恐吓。
在南洋巡演时，也遭到各国殖民政府的禁演。
日寇入侵上海后，此歌剧书被烧，版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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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厝于香山碧云寺。
消息传开，举国悲伤。
作为老同盟会员的父亲悲痛万分，连夜写下《总理纪念歌》:
我们总理，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生了民主中华。
民国新成，国事如麻，总理详加计划，重新改革中华。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真理须推求: 一世的辛劳，半生的奔走，为国家牺牲奋斗。
总理精神，永垂不朽，如同青天白日，千秋万岁长留。
民生凋敝，国步艰难，祸患犹未已；莫散了团体，休灰了志气，大家要互相勉励。
总理遗言，不要忘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歌曲写好后，先在中华书局的职工中传唱，父亲又很快把它搬上了舞台。
明月音乐会每次演出皆唱此歌，很快就唱遍上海，接着又唱遍全国。
广东革命政府通令全国，要求传唱此歌；规定小学生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会”，程序是唱《总理纪念歌》，朗读《总理遗嘱》，“静默”等等，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当时上海还在北京政府“五省联军总司令”、皖系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之下，但孙传芳迫于形势，也迫于孙中山的巨大威望，心中虽是不满，却也不敢明令禁唱此歌。
后来明月歌舞团出国到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雅加达等地巡演，每次演出，幕布拉开的第一首曲目也是《总理纪念歌》，广大侨胞深受感动，甚至英国贵族也为之动容，肃然起立，行注目礼。
当时没有国歌，父亲为了表达自己与全团演职员工以及南洋旅外侨胞的爱国心情，将《总理纪念歌》作为代国歌，按照国歌庄严隆重和至高无上的方式演奏，收到了很震撼的效果。
我的七叔黎锦光那时在黄埔军校上学，在军校的早操晨会上听到这首由二哥创作的《总理纪念歌》，不禁热泪盈眶。
七叔在结束短暂的军队生涯后，循着他二哥的歌声来到上海，开始了和父亲并肩战斗的日子。
这首歌直到今天还在传唱，但在台湾，它改了名字，叫《国父纪念歌》，词作者也变了，由黎锦晖变成了戴传贤(季陶)。
南京政府建立后，尊称孙中山为“国父”，《总理纪念歌》也就成了《国父纪念歌》。
但查遍戴的著作，未见有其创作《总理纪念歌》的记载。
据学者考证，台湾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对留在大陆的作家作品都不予具名，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时还封杀过父亲的作品，可见他对父亲是没有好感的，《总理纪念歌》当然更不愿让父亲署名了。
于是，国民党就想起来在党内拥有崇高威望的戴季陶。
戴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早在1905年，在日本留学的戴季陶认识了蒋介石，长时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重用。
戴身份显赫，且具文名，国民党在他死后二十多年硬把词作者的身份安在了他身上，《国父纪念歌》也就成了戴的作品。
我们对照《国父纪念歌》与《总理纪念歌》，150个字的歌词只有3 个同义词有改变，这无可辩驳地说明，《国父纪念歌》就是父亲所作的《总理纪念歌》。
为还历史以真相，也为父亲正名，我们已正式向台湾“法院”提起上诉，并向国民党主席马英九递送了要求调查国民党侵犯父亲知识产权的诉讼通知。
现在，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我们相信，要不了多久，历史会还原它本来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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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首创的儿童歌舞剧，在那个年代可谓家喻户晓，无论老幼，都会哼上几句。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的歌舞、父亲对中国音乐的贡献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少有人提及。
直到1956年新中国第一届音乐周之际，父亲的《麻雀和小孩》、《葡萄仙子》再一次出现在舞台上面对观众，父亲的名字才从历史厚厚的尘埃中熠熠生辉。
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肯定说:
“我们是否有歌剧历史呢？有。《葡萄仙子》、《麻雀和小孩》都是不错的。把这些编成歌剧搬上舞台，是从黎锦晖起。”
随着文革时期刘少奇主席被打倒，父亲也在劫难逃，他的名字再度湮没了。
1991年，黎锦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召开，中国音乐家协会、文化部等八个单位联合纪念演出《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可怜的秋香》等父亲创作的经典剧目，历史才给了父亲一个中肯的评价。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的黎锦晖作品讨论会上，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发言说:
“黎先生之所以在儿童歌舞剧方面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在于他深刻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运用儿童的语言、音调等，表现了这种社会生活， 所以使人非常受感染……”
王人美在《我的成名与不幸》中，回忆她的成长过程时也说:“我初中一年级中途辍学，在校期间又贪玩、好动，学的东西很少。我对花卉昆虫的自然知识及诗词歌赋的文学修养，大都来自黎锦晖的儿童歌舞。更重要的是我从中受到了做人要正直、善良，结伴要团结友爱等品德教育。”
1993年3月，作曲家周大风的一篇被搁置20年不能发表的文章《可怜的秋香，给人以力量》在《人民音乐》和《新华文摘》刊出，随后全国几十家报刊转载。
他幼小时在文艺晚会上看了《可怜的秋香》，感动而哭，夜夜梦回。
此后，他见到穷困小女孩，会问: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歌词)，给她送糖吃；他看到孤独老太太，会问:秋香，你的儿子呢？你的女儿呢(歌词)给她买饼吃。
他成家后，碰到一被遗弃无处可归的小尼姑，又想起可怜的秋香，竟然收留她做自己的大女儿，那时，他的亲生女儿才四岁。
周在文章最后说:艺术净化人心，感人至深，化人至巨！